第五章 和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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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色渐深，除了哥伦比亚路陈公馆里的陈斌辗转反复、无法入眠外，还有一群刚抵达上海且同样情绪低落的人，在虹口日侨聚居区挑灯夜话，讨论他们将来该何去何从。


    这是一座小花园洋房，两米多高的砖砌围墙绕成鸭蛋形，因鸭蛋形宽的一端面向马路，所以大门就开在这里。门上端的青石板上，刻着一尺二寸高的三个大字——“梅花堂”。刻在两旁青石门框上的对联，把“梅花”二字嵌了进去，为“养梅养性养高深，种花种德种宽厚”。


    然而只要消息灵通的老上海都知道，无论梅花堂的老主人还是新主人，都是贪得无厌、横行霸道之徒，毫无“高深”和“宽厚”可言。这副对联刻在门楣上附庸风雅，也恰好反应出他们伪善的心态。


    院子很大，除了一栋三层的西式洋房外，还有许多附属平房，有厨房、杂屋、澡堂、车库和马厩，以及佣人、保镖、管家和账房先生的住所。后院的种了二十多株花草，也名副其实的种了十来株梅树，其中最高的四株开花较迟，现在正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地上掉了许多黄色果实，枝头上还挂着不少梅花。


    这么大的院落，居住的人却不多，显得空荡而寂静。身临其境，仿佛处在高山幽深的古刹内，连见过大世面、当过国府要员的褚民谊，都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境由心生，褚民谊怕的不是梅花堂主人，而是怕今天刚刚入驻的客人。事实上不仅仅是客人那么简单，同时还是他的亲人、故人，甚至是对他有着提携之恩的恩人。


    “褚桑，松本先生和夫人就在楼上。”


    说话的日本宪兵中佐叫晴气庆胤，是大名鼎鼎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助手。只不过他的老上司尽管在东北、华北甚至战场上如鱼得水，但在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却一筹莫展，不得不让位于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那个后起之秀，以至于连他都成为了那个炮兵大佐的部下。


    而晴气所说的“松本先生”也不是什么日本人，而是他的连襟、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汪精卫。


    上船容易下船难，一进去可就“出”不来了！


    褚民谊有些迟疑，正准备说点什么，就见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跑了过来，一边拉着他胳膊往里走，一边埋怨道：“重行兄，还愣着干什么，汪先生都等你半天了。”


    “冰……冰……冰如（陈璧君的乳名）也在上面？”


    “现在知道怕了？”


    那人回头看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道：“重行兄（褚民谊的字），你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呢？先生忍辱负重搞‘和运’，还不是为了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为了救千万黎民于水火，外人落井下石也就罢了，连你都不理解，还在报上等那些个乱七八糟的文章，着实让人寒心呐。”


    不知道是因为天生胆小，还是上海滩的反日声浪太高，汪精卫去年在河内发表《艳电》后，褚民谊担心被人“误会”，怕被看成与汪同流合污而遭不测，所以急忙连忙在上海各报遍登启事，声明汪的一切他并不知情。


    事实上他也确实不知情，从重庆出逃直至今天下午，汪精卫仅给他寄过一封铅字油印的《艳电》，以至于留守在孤岛的上海市党部委员汪曼云，向他打听汪氏夫妇的联系方式都不知道。


    没曾想一次不成功的刺杀，把汪精卫夫妇彻底推到日本这边，而且还秘密来到上海，现在更是叫他过来一起搞“和运”。跟汪氏夫妇的关系摆在那里，既是亲属，又是同学、“同志”，更是僚属，换句说就是想不跟汪走都不行。


    既然来了，挨一顿臭骂肯定是免不了的，想到陈璧君那母老虎发威的样子，褚民谊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你还有脸来啊？”不出所料，他前脚刚迈进房间，一个戴着眼镜的胖女人，便指着他鼻子劈头盖脸地臭骂。


    废话！你以为我愿意来啊？你不让日本人去找我，我能来吗？当然，这些话老鼠见到猫的褚民谊只能想想而已，说是万万不敢说的。


    “……别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算养条狗见着主人也知道摇摇尾巴，褚重行啊褚重行，你倒好，竟学人家落井下石！恨只恨我那时瞎了眼，居然让舜贞嫁给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越骂越难听，连书房里正跟日文翻译周隆痒说话的汪精卫都听不下去了。走进客厅，见褚民谊耷拉个脑袋，一声不吭，禁不住暗叹了口气，劝说道：“冰如，算了，重行纵有千般不是，你一句话他还不是来了吗？”


    “是啊，是啊，”褚民谊不无感激地看了汪精卫一眼，忙不迭地解释道：“冰如，我这不是负荆请罪来了？再说上海不比河内，我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不得已，不得已，什么叫不得已？”


    连汪精卫都开了口，带他上来的梅思平不得不帮着打起圆场，指着院子里警戒的日本宪兵说：“夫人，您就原谅重行兄这次吧，再说这里也不是福履理路570号（汪家私宅），万万不能让日本人看咱们的笑话。


    汪精卫满意的点了点头，一边招呼褚民谊坐下，一边低声说道：“是啊，是啊，有什么话坐下再说。”


    陈璧君这才消停下来，但还是狠瞪了这个不省心的“妹夫”一眼，随即转过身去，气呼呼地钻进了卧室。


    男人们坐下，谈得无非是如何“收拾”时局，这些“国家大事”对素有“兔阴博士”之称、唱大花面、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的褚民谊无异于对牛弹琴。


    但又不得不谈，毕竟初来乍到，正是用人之际，不谈点“国家大事”，显得对这位连襟不重视。


    况且军统和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活动十分猖獗，昨天扔炸弹、今天放冷枪，对曾仲鸣在河内替自己挨了乱枪，外甥沈次高又在澳门被刺杀而心有余悸的汪精卫而言，的确需要个人在上海抛头露面，否则什么都干不了。


    “……让丁默村和李士群负责你的安全，这是不是太儿戏了？四哥，唐昭仪和陈箓（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毫无疑问，汪精卫在上海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的的确确干了糊涂事，现在特别想表现一番的褚民谊，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紧盯着面色凝重且略带憔悴的汪精卫，接着说：“中统﹑军统和帮会，还有那些个被人蛊惑的年轻学生，依仗租界的保护，是横行霸道、无所不为，这不……早前还耀武扬威的‘上海市民协会’（日本人拼凑的汉奸组织），被接二连三的暗杀了几个头头，现在不都销声匿迹了吗？


    特区法院院长范罡、市政督办公署检查处处长范耆生、黄道会的常玉清就不用说了，甚至连济世堂大药房的老板陈茗轩前些天都被炸死了，据说是军统特务干的，直到现在也没抓到元凶。”


    此时的汪精卫正处于惊魂未定、情绪低落，心灰意冷之际。


    《艳电》发表后的情形，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并无一个具有实力、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出面响应。相反，却引来一片声讨和谴责之声，国民党亦对之采取了极为严厉的处置，如开除党籍，甚至派陈恭澍去河内刺杀等等。


    特别是他视为“和平运动”国内最重要的依靠力量龙云，不但对《艳电》不如约的表示任何支持，甚至还在他从河内来上海的路上通电声称：“蒙手赐复书3月30日函，附以港报举一例云云。展诵回环，弥得诧骇，举一例文中将国家机密泄中外，布之敌人，此已为国民对国家初步道德所不许，至赐书，则欲之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国策，此等何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云云。


    看起来义正辞严，可他之前却不是这么说的！


    记得去年经过云南时，他还言之凿凿地说什么“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您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旗帜之下。蒋j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gcd和冯y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可以说没龙云那剂**药，他汪精卫也不至于沦落到如此田地。


    另外对张发奎、邓龙光、薛岳、吴奇伟等高级将领的秘密策动，也都一一为他们所拒绝。最令人沮丧的是，一向被他视为“和平运动”强有力支持者的近卫文麿，也于元月辞去首相之职。平沼新内阁未来的政策走向，他又一时不会儿摸不着底。


    进退失据，甚至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褚民谊的这番话，让他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不过到底是国民党大佬，汪精卫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纠缠，更不想因此而动摇军心，立马岔开话题，心不在焉地问道：“那个陈茗轩是谁？听着有些耳熟。”


    褚民谊下意识的朝陈璧君休息的卧室看了眼，随即低声回道：“说起来跟冰如还真有点关系，都是槟城华桥，还是陈氏颍川堂的主事。”


    陈氏颍川堂，汪精卫是如雷贯耳。


    事实上只要是在槟城呆过的人，想不知道五大姓氏公司都不成。但此陈非彼陈，槟城五大姓公司中的陈公司，都是福建人或福建人的后代，跟祖籍广东新会的陈璧君和陈耀祖兄妹，还真扯不上半点关系。


    “开什么玩笑？”汪精卫给了他个白眼，没好气地说：“一个福帮、一个广帮，早前势不两立，现在井水不犯河水，冰如能跟他有什么关系？”


    都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条虫。


    别看槟城有那么多华人，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却从未团结过。以五大姓氏公司为主的福建人，同潮州人、广东新会人因为利益关系，一直都在明争暗斗，甚至还因矛盾激化而引发过几次骚乱。


    槟城是同盟会和革命党在东南亚的根据地，除了创办《光华日报》，早期的革命人士还在槟城组织过“槟城阅书报社”鼓吹革命。辛亥“三、二九”起义（即黄花岗起义），就是孙先生和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于1910年11月13日在槟榔屿议决和策划的，甚至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4个来自槟城！


    曾在槟城从事革命活动，并在那里相识陈璧君的汪精卫，对福帮和广帮的矛盾显然不是一无所知，见他流露出疑惑的表情，褚民谊连忙解释道：“颍川堂陈氏跟岳父大人确实没有半点关系，但陈茗轩的夫人却姓卫，细算起来还是岳母大人的表妹。年前有几个学生病倒，我就是通过这层关系去他那儿买过紧缺的西药。”


    广帮和福帮一直明争暗斗，是老死不相往来，更别提联姻了。但住在杂姓桥边的卫家可没那么多忌讳，只要不是“峇峇”或“娘惹”，只要家境还说得过去就可以联姻。


    “这么说还真有点关系，”汪精卫这才恍然大悟，想了想之后，突然喃喃自语道：“既然能被推选为陈公司的主事，那陈茗轩的家境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


    “何止差不多哪儿去！”


    说起这个，沦陷后一直呆在上海花天酒地，没有同其他国府要员一道撤离的褚民谊是头头是道，“八一三之前，陈家在上海只有一幢位于云南路的二层旧楼，底下是门市，楼上住家。生意规模也不算大，就一个五洋杂货铺和一个名叫济世堂的西药房。


    战火一起，许多经销西药的华侨，尤其那些同为槟城来沪经商的陈氏宗亲，都想整装离沪回南洋。于是，一个个都把堆存的药品和五洋杂货，以最低廉的价格倾销给了陈茗轩。记得最大的一笔交易有九百箱奎宁丸（金鸡纳霜）和三百多箱百浪多息（磺胺类药物），其他如人丹等药物更是不计其数。


    作为槟城陈氏颍川堂的主事人，陈茗轩情不可却，干脆照单全收了。有十几家洋行甚至还肯赊货，暂不收款。又要清点，又要在寸土寸金的租界找仓库，把陈茗轩忙得焦头烂额，一次西药公会开会，他还当众埋怨说‘那么多的货，要几十年才能销得清’，没曾想这仗一打就停不下来了，外面西药奇缺，他家奇货可居，可谓一枝独秀。”


    汪精卫对陈家的发家史可没兴趣，而是颇为好奇地问道：“既然是个本分的生意人，那为什么会上军统必杀的黑名单？”


    “还不是因为‘三代为峇’的破规矩……”


    陈家的遭遇褚民谊显然知之甚多，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道了出来。


    “滥杀无辜，姓戴的也太肆无忌惮了吧！”


    只身进房的陈璧君不知什么时候又走了出来，“啪”的一声猛拍了下桌子，为陈茗轩那为素未平生的表亲叫冤，可惜动静大了点，竟然吓了众人一跳。


    “谁说不是呢？”褚民谊最怕的就是她，连忙起身附和道：“想陈茗轩在槟城也是有头有脸的角色，如今却稀里糊涂的死在上海，甚至还被诬蔑为汉奸，真是可悲、可叹、更可伶呐！”


    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槟城是有支部的，甚至连海外的抗战捐款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槟城，现在跟重庆是彻底撕破了脸，唱起了对台戏，一直看不惯宋氏姐妹、也一直想捞个“第一夫人”当当的陈璧君，突然灵光一闪，大声说道：


    “既然是表亲，那咱们就不能坐视不理！四哥……依我看这未尝不是个打开局面的好机会，毕竟陈氏颍川堂在槟城有钱、有人、有影响力，如果他们也能支持‘和运’，那南洋子弟必然争相效仿，且不说能给我们解决一些经费，甚至在政治上都能占据主动。”


    自开战以来，南洋华侨是群情激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想到《艳电》发出后陈嘉庚、胡文虎等人华侨领袖对自己的攻击，汪精卫微微点了下头，若有所思地说道：“冰如所言极是，愈是在这个困难时刻，我们愈是要团结一切有利于‘和平运动’的力量，重行……既然你跟他家这么熟，那这事就交给你了。”


    陈璧君显然余怒未消，再次狠瞪了褚民谊一眼，没好气地补上句：“算是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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