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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海匪、湖匪、山匪1、海匪海匪，顾名思义是指在海上进行抢劫的匪帮。这类土匪一般以沿海的岛屿为基地，拥有船队和武器，不时出海劫掠过往的商船，偶尔也爬到岸上来劫掠陆地民户。近世中国，沿海地区，自北到南，几乎都有海匪肆虐。在西方一些电影和历险记中，海盗往往被描述成为富有正义、传奇色彩的反抗者，过着罗宾汉式的英雄生活，即使刀光剑影，硝烟弥漫，船沉海底，也似乎显得并不那么可怕。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到民国前后，在规模上，中国沿海海盗同西方海盗已相差无几。他们打劫客船、渔轮，掠夺钱财货物，曾给中国海洋运输业、渔业、盐业带来恐怖和灾难，他们已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歹徒、杀人狂和强盗了。清朝晚期和民国初年，沿海各省都设有靖海水勇以对付海盗的骚扰。在渤海地区，老百姓称海盗为“三儿”，有时不敢直呼，就叫“黑脸子”、“马架儿”，或打手势，叫“三加一”。这里的许多海匪是出于无奈，才走上为匪之路的。如唐山地区南堡渔民郭善贵，曾被海匪许三头子的手下绑架，后来因为海上刮起了大风，多数海匪晕船，郭善贵趁机串通了几个伙伴，一举消灭了匪徒，才逃出来。郭善贵有心继续治渔为业，可考虑到眼前海匪遍布的情况，以后免不了还要遭到海匪的欺负。于是，他与几个船友，一狠心当了海盗，几年之后，他竟成了统领几百人的海盗首领。除了这种情况，海匪中有为报仇雪恨走上匪途的；有犯了法、做了孽，为匪躲罪的；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蜕变为匪的；有因家庭不和，出走为匪的；也不乏趁世作乱，趁火打劫之徒。30年代中期，冀鲁沿海的土匪海盗形成了“四大团”，各团千八百人不等，各吃一块海滩海域，而且匪匪勾结，官匪连为一体，整个海域乌烟瘴气。他们多不定位，随政治气候，潮汐规律和自己的实力情况，时而乘船出海，时而登陆作恶。哪里得吃就吃哪里，只不过有主有副，时间有长有短。1937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大沽口、塘沽、烟台、龙口等地，驻守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区的国民党海军沈鸿烈部弃海逃走。国民党设在海上及沿岸港口的政权和海关行政机关都封闭门户，文武官员纷纷遁逃，冀鲁边沿海处于极端混乱的局面。海域、岸边、草洼除了那些老牌的大匪盗，又冒出各色各样的杂牌武装。他们各立旗号，自封司令，真可谓：“兔子王八满地跑，土鳖司令如牛毛”。其中，山东老牌海匪傅瑞五部，是最出名的一股。傅瑞五，又称傅老七，山东省沾化县傅家庄人，自幼家贫，父母早亡，生活无着，到处流浪。为了填饱肚皮，他十几岁就加入了匪伙。由于他聪明机灵，主意多，颇受头目重视，很快就崭露头角。他的妻子是当地一个地主家的女儿，是傅瑞五在一次抢劫中碰上的。当时，有一小匪欲非礼她，傅见其姿色秀丽，当下心中爱慕不已，便把她带回自己房中。地主的女儿看傅瑞五年轻英俊，加之自己身陷贼穴，遂许身于他。时间一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女人也练得一手好枪法，能使双枪。在她的帮助下，傅瑞五很快便独树一帜，成为拥有千余人枪，有船队，占据鲁北、沾化、无棣一带沿海及海域的大海盗。1931年8月的一天，傅瑞五夫妇两人混入天津港口内，偷偷登上一艘叫“顺天轮”的英国船，暗藏在货舱内。轮船驶出大沽口，傅与妻子突然出现，各使双枪，将商船劫持到陶儿河口，掠夺了船上所有财物。自此，傅瑞五的名字，震撼渤海。其他零盗散匪，纷纷投奔入伙。英驻我国使馆，获知顺天轮被劫，不由勃然大怒，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惩治罪犯，赔偿损失。国民党中央政府连下通辑令要求沾化县政府迅速捉拿傅瑞五归案。沾化县党部书记赵载方接到上司命令后，不敢怠慢，带领工作人员下乡催租，把赔偿费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怨声载道，纷纷痛骂傅老七作孽。傅听说后，痛恨官府，便带人袭击了国民党沾化县城，将国民党部书记赵载方及其工作人员10多人杀死。自此，他与官府更结下了不解之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加活跃，兼并其他小匪伙，通吃水陆两路，成为渤海西岸最大的霸主。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付全民族的敌人，我冀鲁边区党委先后派出无棣县委书记傅洁尘、沾化县委领导人张荣廷、耿同临和军事干部贾乾瑞及大批地下工作人员进入傅部工作。在我党的说服教育下，傅瑞五一度与我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与此同时，日伪军也纷纷拉拢他。经不住日伪的拉拢与诱惑，傅与伪军勾结，配合敌人的蚕食政策，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我军对傅部严厉打击，消灭其一部，傅瑞五本人也被生擒。经过我军8个月的教育，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表示决心在**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我军将其释放，他收拾旧部，组成“山东抗日自卫队第三旅”，后改编为“八路军渤海军区第四分区**团”。从此，这支部队正式成为人民的军队，打了许多漂亮仗，解放战争后，进军湘鄂云贵，成为解放西南和建设西南的一支劲旅。（王新华：《渤海土匪与海盗》）闽浙海匪的活动自有特色。他们打劫过往客商，炸沉轮船，残害生命，十分猖狂。国民党无奈，只好收编从温州到台州海面上的毛止熙和王献金两股海匪，组成“浙江外海护航队总队”。过往客商不仅要向护航队交纳所谓的护航费，还要向海匪交“片子儿”费。因为据说护航费是给官方的，而“片子儿”的收入，才是海匪本身的“衣食来源”。此外，对护航船只的卫队，还要给“顺风钱”。经过这重重盘剥，对商人来说，每运一担货物所得到的利润已微乎其微。护航队的总队长，海匪首毛止熙，利用手中职权，任人唯亲，其中护航队小队长的人选，都由他保荐充任；同时，他还结交官府和恶势力，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台州专员杜伟、温州专员张宝琛都和他有私交，台州张乐、王献金、郭小玉等小股海匪亦和他勾搭成奸，进行走私活动，以攫取更多的财富。当时，他们手中只需持有“毛”字名片，或船上高挂“毛”字大旗，便可畅通无阻。护航队都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每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阻拦。为了独占走私之利，毛止熙还一手策划了劫持江东轮船事件，打击利用江东轮走私的副总队长戴福权，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时从福建洋面至洞头一带的浙闽洋面还另有乌军骚扰。乌军以台湾人蔡光为首，他在抗战初期，流落福建，不务正业，吸食鸦片，穷困潦倒。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是就趁日本侵略中国之机，利用这点特长，冒充日本浪人，纠合当地恶棍，组织流氓集团，招摇撞骗，无恶不作。其势力随着日本侵华的进展而大涨，后来发展至海上，联络小股海匪，盘踞分驻台山、南麂、北麂等岛屿，蔡光自任司令。他们专在浙闽海面打劫航行商船，还不时上岸抢掠，并勾结奸商进行走私生意。1944年，蔡光又勾结陈荣博，发给陈枪支弹药，令其扩充乌军。陈即纠合当地郑亮、江声等流氓无赖，组成乌军一大队，陈荣博任大队长。到这时，乌军发展到顶峰，人数多达五六百人。他们四出洋面劫掠商船，抢到货物后与日军平分，助纣为虐，十分可恶。一年后，日本投降，乌军被国民党温州专员张宝琛收编，大队长陈荣博被当地百姓所杀，蔡光在解放时，被人民政府处决。（陈于滨、苏宰衡：《记浙闽海匪》）2、绿壳在浙江，人们对海盗还有另一种称呼，曰“绿壳”。“绿壳”一词源于咸丰元年（1851年），广东海盗驾船入侵海门，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清军水师抵挡不住，致使广东海盗占据海门十天，焚烧数日，直逼至黄林洋。因海盗船形如蚱蜢，船壳涂成绿色，沿海渔民便贬称这种船为“绿壳”，后演变成对一切海匪的代名词。清末民初，“台州绿壳”影响颇大。咸丰元年（1851年），台州各县土豪劣绅为镇压太平军，大办团练。一批地痞流氓纷纷参加民团，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充当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兵撤台州，民团更是肆无忌惮，“四出勒捐，不从者即被焚掠”。因而，有人说民团就是土匪。后来，清兵将民团作为土匪来围捕，这些人就成了“绿壳”，为害极大。民国初期，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绿壳”活动更为嚣张，成分也十分复杂。一部分以抢劫勒赎为生，无恶不作，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另有一部分以劫富济贫为宗旨，响应辛亥革命。如浙江光复会员陈赞清招抚天台周永广、仙居郑万枝等“绿壳”在台州起事，不久，他们又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立下战功，周永广任浙江讨袁总司令，后来周、郑两人都壮烈牺牲。民国后期，随着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战争的风云突变，“绿壳”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一部分“绿壳”在中国**的团结领导下，或参加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暴动，或投身于抗日烽火之中。另一部分绿壳流窜成性，成为为害极大的惯匪。著名“绿壳”陈季甫，又称麻皮奶王，他横行温黄两县沿海10余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还有一部分“绿壳”是国民党兵沦落而成的。驻棚浦的浙省抗卫团第三团六连连长，自恃抗日有功，因得不到升迁而怀恨上司，于1940年6月20日夜间占领路桥区公所、乡公所、电话局，并在交通路口布置机枪，然后大肆抢劫店铺金银细软及地方银行20余万元，绑架镇长及群众30多人，黎明时呼啸而去。解放后，大多数“绿壳”改邪归正，但少数人在惯匪的欺骗威胁下，跟随匪首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发动暴乱，抢劫骚扰，残杀干部，烧毁房屋，罪行滔天。自1949年7月至1951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军六十二师与地方武装、民兵一道围剿各股“绿壳”，发动了四省多次剿匪战，歼灭了黄岩境内的“绿壳”，又在土改时，惩办了一批匪首、惯匪。以后，随着沿海岛屿的全部解放，海盗失去巢穴，台州的百年“绿壳”匪患终于肃清。（严振非：《台州“绿壳”》）广东沿海海盗活动也甚为猖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打着“三合公司”招牌的南澳海盗。三合公司匪首吴品三、陈顺、曾伯崇，早年均是南澳岛深澳（县署）的地棍劣绅。吴品三体格魁梧，力气过人，曾在福建诏安县署前当众抱起重达100公斤左右的茶花大盆。他留二撇胡子，人称“八万”。陈顺身材矮壮，善轻功，行动敏捷，能攀桅尾，腾跃过船，撑竿翻墙，步履如飞。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其妻有一夜在补衣服时把针丢了，遍寻不获，正在吸鸦片的陈顺轻易地从地上捡起，其妻便同他开玩笑说：“真是贼目，一看就着。”一句话犯了陈顺的忌讳，立即遭到他的枪杀。土匪的心思就是这样令人捉摸不透，身为贼却忌称贼。曾伯崇为人老谋深算，阴沉寡语，人称“乌面”。吴、陈、曾三人一同在青年会练过拳，习过武，后又一起到潮音寺拜武术高强的僧人友然为师，所以，在关系上也算是师兄弟。1913年，青年会由于横行乡曲，作恶多端，被南澳知事俞文炳解散，其魁首友然和尚、洪二爷、曾昭荣也被枪决。吴品三、陈顺、曾伯崇等人亡命海上，开始了其罪恶的海盗生涯。吴品三、陈顺、曾伯崇各自统领一伙人，在海面进行劫掠，有时，又联合打出“三合公司”旗号对过往船只收行水，每艘经过南澳海面的潮汕、闽南船只，每年被迫要缴交一定钱银，领取牌照――一支印着“三合公司”的小红旗，挂在船上作标志，否则，就会被斩尽杀绝、洗劫一空。不几年，他们即成气候，匪众发展到二三百人，拥有大乌底贼船10多艘。一些远海货船也常被骑劫（海盗在轮船上劫持该船，操纵并控制船的行动，犹如骑在马上，故称骑劫）至南澳近海。1920年农历四月一天早上，陈顺在汕头港，混进了一艘开往暹罗的大货船。船出港后，他乘人不备入驾驶室，把驳壳枪口对准舵公，装腔作势地喊道：“其他人免来，我一人对付舵公就行了！”令舵公把船开往南澳前江湾。航公听他口气，误以为船上贼人很多，吓得大气不敢出，被迫把船改变方向，驶至前江湾，由吴品三、曾伯崇派手下驾小艇前来接应，搬卸了花生、白糖等100担左右的货物，搬完后，陈顺为显示自己是“孤胆英雄”，竟然对舵公说；“你把船开回汕头港，说是我陈顺单人劫船的，谁要比高低，就请他到南澳来!”最令人震惊的是1928年10月13日发生的抢劫汉阳号轮船事件。汉阳号是行驶于伦敦、香港、厦门之间载重约2000吨的英国货轮。该轮航行到上海时，饶平县虎头山盗魁等十几个人，假扮为乘客，混进该轮。船在海上航行时，杨狄一伙海盗，分头出动突袭警卫班，控制无线电台、驾驶室等，搜刮去船上金、银、药材等珍贵财物。为转移目标，他们又把汉阳号劫持到南澳岛青澳湾竹栖肚海面，吴品三等同党干了三昼夜，掠去了船上一半的白丝、绸缎、手表等货物，为迅速藏好赃物，吴品三竟然令青澳保长强迫全乡男女200多人去挑布。到第四天拂晓，汉阳轮才被放行，向香港驶去。汉阳轮返英后，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澳港报纸也极力渲染这一事件。中国政府自知理亏，为息事宁人，被迫赔偿英国政府50万元。三匪魁盘踞南澳，作恶多端，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愤慨。1925年，在汕头市《岭东日报》当校对的深澳乡人吴桂东以笔名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鞭挞“三合公司”的文章，吁请清政府剿办。不想，这一行动却使三魁首误以为是南澳知识界名流林少颜、章肇华、蔡等元所写。他们视林少颜三人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杀之而后快。1926年3月2日，林少颜被诱请到曾伯崇处，遭到绑押。第二天，林少颜的金兰契友章肇华前往探听林的下落，途中又被曾设计软禁起来。两天后，章在深澳海面遭到枪杀。林少颜在被诱捕的第五天，被匪徒在深澳枪杀后破腹，沉尸海底。在林少颜被绑架的当夜，蔡等元也被陈顺率领的30多名匪徒，拖至青澳竹栖澳沙坡，匪徒残忍地斩断了他的头和四肢，尸体被抛入大海。多行不义必自毙。号称三魁的吴品三、陈顺、曾伯崇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1926年底，陈顺率领匪徒12人在厦门伪装乘客上了一艘轮船，图谋不轨，但这次却没有那么好运。船开之前，陈在后舱小便，捋起阔裤筒时，被一名水兵发现了暗系在小腿上的驳壳枪，密投船长后，船长急忙引来了武装警察，陈顺被当场捕获。几天后，陈顺在厦门被宣判死刑。在处决时，这个亡命之徒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叫嚣“十八年后再相会!”真是凶顽异常。1928年，曾伯崇被官军追剿后逃往他乡。藏匿于揭阳棉湖镇。一天夜里，隔壁抓赌，曾伯崇做贼心虚，以为是来抓他的，在翻墙逃跑时，从墙上摔下，跌断了腿，束手就擒后，在揭阳被枪决。陈顺、曾伯崇死后，吴品三的灭顶之灾也已来临。他偕心腹几人逃到福建。1933年春的一天，他窜到诏安县其义弟林国光家避难。林为获得政府之悬红厚赏，在家中设宴招待他，暗中却向官军报密，正在觥筹交错间，伏兵四起，吴匪落网。官军怕他逃走，用铁线贯穿了吴品三的双掌，并剪断后脚筋。押往汕头枪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至此，横行闽澳沿海20载，罪恶滔天的“三合公司”才彻底覆灭。（《广东文史资料》第16辑，第39页）3、湖匪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以及大大小小的湖泊，如微山湖、洪泽湖、巢湖等，则又有湖匪混迹其间。其中巢湖土匪颇有代表性。巢湖水面辽阔，地形复杂，又系交通要道，解放前，历来为流寇土匪出没之所。抗战之前，湖匪只是零星小股，一般三五成群，活动也较隐蔽。后来随着日军铁蹄践踏江淮，滨湖各县相继沦陷，巢湖周围，一时成为国民党、日伪、新四军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政治局面、社会秩序均异常混乱，逐步发展起了郭道发、夏作三、夏可三三股湖匪，气焰极为嚣张。湖匪的大小头目，多系蒋军、伪军的官兵转化而来，因而他们也采用部队的编制形式。郭道发成立一个“大队部”，自称“大队长”，下辖8个分队；夏可三则一度设“司令部”，自称“司令”，并竖起大旗；夏作三也成立了“大队”，自称“巢湖大队长”。三股湖匪住所不定，日间散处港汊，晚间则集中民船几十只，联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周设岗。为了便于活动，他们依据天然形势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划定各自的活动范围。郭道发占据巢湖西湖一带，夏作三占据南湾一带，夏可三占据东湖一带。在划定界线以内，互不干扰，并订立信约：凡经某方征过“税”的商船，互凭收据或路条放行，不得留难阻挠。湖匪同陆匪相比，更具天然优势，他们既可以在水面上以星罗棋布的港湾湖荡作掩护，拦路行劫，又可在陆地上贴票绑票，此外还可登门掳掠，比起陆地上的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抗战时期，巢湖土匪还勾引沦陷区的日本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洋行和买办商人，把布匹、食盐、火柴、煤油、肥皂、香烟、啤酒等，通过湖匪盘踞区运往其他城镇，或由其他地方收购土特产物品，运往敌占区，从中抽取15―20％的“护航保险费”，以扩大财源。到了抗战末期，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打击和争取下，加之内部矛盾迭生，互相火并，三股湖匪队伍发生了根本动摇和分化。当时由于湖匪同蒋军和伪军气味相投，本质一样，所以兼接受了蒋方和伪方的“招安”，最后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奉命北撤，国民党重又实行黑暗统治，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巢湖地区，民不聊生。有些残匪余党，又开始兴风作浪，同时滨湖居民中，因不堪国民党压榨，也有少数人被迫沦落为匪。不到两年，巢湖匪患又逐步滋生蔓延。所幸不久，解放大军南下，迅速解放全国，巢湖地区群众在**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通过反匪反霸运动，才真正肃清了巢湖土匪。（凌厚全口述、蒋伯举、黄庭宣整理：《巢湖土匪》）山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的土匪，如云贵川一带的土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但他们的活动并不完全局限于山寨狭小地域，如宋江率领的绿林好汉。他们在地势显要的水泊梁山安营扎寨，同时也四处出动打家劫舍。这类土匪，近世中国十分常见。如制造民国第一匪案的元凶孙美瑶，把大本营设在只有一线鸟道可通的抱犊崮上。为虎作伥的杀人魔王刘黑七则以山东省中南部的蒙山作巢穴。此外，鄂西巨匪高冲道、恶魔张结巴都曾是为害一方的山匪。由于篇幅所限，兹不赘述。近世中国，大大小小的匪帮充斥全国的各省、县，甚至乡镇，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不做工，二不务农，三不从事正当的经商活动，却常常有美味佳肴、华美衣饰，有一批匪首甚至腰缠万贯，过着奢糜无度的生活。正像民国时期曾流传着的一首歌谣中所唱道的：“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那么，他们的财物是从哪里来的呢?土匪聚敛财物的方法很多。攻打富户、洗劫城镇、收水打单等无赖手段是他们坑害百姓的家常便饭；绑票勒赎、硬性摊派、贩卖毒品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更有那奸淫烧杀、殴斗兼并，本领可谓“博大精深”。一、抢劫暴力抢劫是历史悠久的土匪行动方式。在要道僻静处，这是传统土匪经常使用的一招。丛林中突然闪出一位膀粗腰圆的彪形大汉，嘴里喊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钱。”一般胆小的客商早已吓得屁滚尿流，成了一滩泥，岂能不乖乖地卸下货物，扔出钱两。即便是胆大的，在匪徒那先入为主的声势要胁下，又怎能不服贴呢？况且人家还振振有词呢！贵州省织金县化起镇有个姓李的独匪，叫老乱，经常扛着一把马刀，一个人拦路“宰线子”（抢劫）。1947年冬天，老乱得知有8个湖南的小商贩，将要由小鼠场来化起镇，就在其必经之路文家丫口埋伏。山丫口两边山上都长满了树，老乱用茅藤把一些小树串联起来，把一个藤头拴在路边的一棵小树上，然后就蹲在小树旁专等小商贩来上钩。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大雾笼罩着山丫口，那伙小商贩挑着包箩，一步一喘地走过来，正走到山丫口中间，离老乱还有丈把远，老乱就猛的一下跳将起来，把大马刀一晃，大声喊：“不许动!”然后用一只手拉住拴在小树上的藤头，狠扯几下，把那些串在一起的小树扯得哗哗响，又大声喊叫：“弟兄们快下来!”这伙湖南人虽然人多，但因不明就里，以为山上有许多土匪，顿时被吓得心惊胆颤、六神无主。老乱手脚很麻利，把马刀藏好，一把小尖刀含在嘴里，用预先准备好的茅藤，顺着把商贩们一个个都很快捆起来。随后把尖刀往腰间一插，就进行搜身，嘴里还不断喊弟兄们快下来呀。搜完钱、银之后，拣一小捆白布挟着，拾起马刀来就跑了。等他跑远之后，这些湖南商贩才发觉，原来土匪才一个人，互相解开后，想追也来不及了。（周道祥：《回忆我家乡的匪患》）1、乔日成乔日成在其老家山西应县，也是出了名的劫匪。同老乱相比，他的手段直接、毒辣，充分显示了土匪那种杀人越货的卑鄙伎俩，而老乱的手段则很有些欺骗性，甚至还带有点戏谑的味道。1926年，乔日成借同学于孝先的中学文凭，改姓换名考入太原阎锡山的北方军校，不到一年，他就对军校单调枯燥的生活产生了厌烦心理，终因违犯军规，被校方开除。被开除后的他，整日无所事事，手头日见拮据，遂萌生了拦路抢劫的念头。其时，于孝先的胞兄于绍先，是乔日成的幼时伙伴，时任晋军连长，也同他混在一起。一天，他对于绍先说：“看那些洋人肥头体胖呢装革履，个个都是有钱的阔人，把你的手枪借给我，我去抢他们些钱，咱就不受穷了。”说干说干，他们提了手枪就到了大街上，正好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洋人提着皮箱朝太原火车站走，乔几步赶上去，用手枪逼着洋人到了他的住处。洋人为保全身家性命，只好乖乖地让乔和于搜身翻箱，眼睁睁地看着他俩将其所有贵重物品掠去，随后，乔、于移居他处。当晚，山西省政府就接到了那个洋人的控告，他们感到事情重大，就电报了北洋政府及外国使馆。第二天，《晋阳日报》就登出了有名军人持枪抢了一个瑞典传教士的新闻。此事轰动了太原城，引起国际交涉，在巨大的压力下，当局马上通令太原军营及宪兵严查流浪军人，但最终不了了之。年仅17岁的乔日成初次抢劫得手，第一次感受到了有钱的快乐，不免洋洋得意。他每日里下馆子，逛妓院，上赌场，看名旦，只几个月的光景，就将钱挥霍一空。在于绍先的劝说下，乔日成又考入太原私立中山高中。1927年冬季，奉军攻打晋军并占领了雁北地区，致使在太原求学的雁北籍学生因邮政和交通阻断无法得到家庭接济。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下令补助每个学生30银元，由学校造册领取。乔日成见有机可乘，除领取个人的一份外，还开据其他不到校的雁北籍同学名单，向校方强要代领。会计不准并与之争吵。乔怀恨在心，于当天下午身着军装持枪到校财务室将会计打死，抢走银钱若干。一不做，二不休，乔从学校出来后又转到原所在军校王教官家。他见王太太一人在家，就说是王教官让他来取钱发饷，并顺手从炉旁拿起一根火柱朝王太太头部猛击一下，并举枪威胁说：“不准叫嚷，赶快拿钱，拿不出打死你!”王太太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开柜拿钱，还将手上的金戒指取下给了乔。临走，乔让王太太趴在地下，不许起来哭叫，然后他从容地逃之夭夭。当晚，乔到一家旅店换上便衣过夜，第二天又抢了邮差的一辆新自行车，骑车跑到绥远省。到此时，人们还以为抢匪叫于孝先。后来，于孝先被捕，供出借给乔文凭考入军校一事，人们才知其真名叫乔日成。乔日成接二连三地抢劫，一时成为全省奇闻。阎锡山下令抓捕乔日成，但因绥远省是奉军的势力范围，所以一时也奈何不得他。1929年冬的一个黑夜，乔日成纠合另外两个小匪，又到浑源县南山界板沟抢了种中药黄芪发财的王美堂家。王美堂的儿子在太原当官，听说家中被抢，分析面貌口音，认定是乔日成所为，就报告了省府。为免遭辑捕，乔日成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干脆跑到太原投军去了。时值中原大战，阎锡山大搞扩军，乔日成没费什么周折就当上了阎军第十五军第三旅旅长王铺的贴身副官。不到半年，阎锡山战败，被迫下野，阎军由张学良收编由原来的15个军缩编为4个军。另外，在太原成立了一个编余军官教导团收容所有的编余军官，乔日成被编余后不愿入团受训，闲住太原。到1931年，年仅22岁的他因经济来源断绝，又变得囊中羞涩，于是重操旧业，抢了与他有嫌隙的原所在三旅三团的邓友兰家。邓友兰知道后，呈报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永昌严令县政府缉拿乔归案，但在乔的老家应县根本没见到乔的踪影，于是移文绥远协助抓捕。当时，傅作义主政绥远不久，公务繁忙，且口外的土匪多如牛毛，哪里还顾得上一个乔日成？因此，口外一带成了乔日成的避风港。他抢了邓友兰家后，由太原直奔绥远省省会（今呼和浩特市），又尽情享乐起来。六、海匪、湖匪、山匪1、海匪海匪，顾名思义是指在海上进行抢劫的匪帮。这类土匪一般以沿海的岛屿为基地，拥有船队和武器，不时出海劫掠过往的商船，偶尔也爬到岸上来劫掠陆地民户。近世中国，沿海地区，自北到南，几乎都有海匪肆虐。在西方一些电影和历险记中，海盗往往被描述成为富有正义、传奇色彩的反抗者，过着罗宾汉式的英雄生活，即使刀光剑影，硝烟弥漫，船沉海底，也似乎显得并不那么可怕。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到民国前后，在规模上，中国沿海海盗同西方海盗已相差无几。他们打劫客船、渔轮，掠夺钱财货物，曾给中国海洋运输业、渔业、盐业带来恐怖和灾难，他们已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歹徒、杀人狂和强盗了。清朝晚期和民国初年，沿海各省都设有靖海水勇以对付海盗的骚扰。在渤海地区，老百姓称海盗为“三儿”，有时不敢直呼，就叫“黑脸子”、“马架儿”，或打手势，叫“三加一”。这里的许多海匪是出于无奈，才走上为匪之路的。如唐山地区南堡渔民郭善贵，曾被海匪许三头子的手下绑架，后来因为海上刮起了大风，多数海匪晕船，郭善贵趁机串通了几个伙伴，一举消灭了匪徒，才逃出来。郭善贵有心继续治渔为业，可考虑到眼前海匪遍布的情况，以后免不了还要遭到海匪的欺负。于是，他与几个船友，一狠心当了海盗，几年之后，他竟成了统领几百人的海盗首领。除了这种情况，海匪中有为报仇雪恨走上匪途的；有犯了法、做了孽，为匪躲罪的；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蜕变为匪的；有因家庭不和，出走为匪的；也不乏趁世作乱，趁火打劫之徒。30年代中期，冀鲁沿海的土匪海盗形成了“四大团”，各团千八百人不等，各吃一块海滩海域，而且匪匪勾结，官匪连为一体，整个海域乌烟瘴气。他们多不定位，随政治气候，潮汐规律和自己的实力情况，时而乘船出海，时而登陆作恶。哪里得吃就吃哪里，只不过有主有副，时间有长有短。1937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大沽口、塘沽、烟台、龙口等地，驻守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区的国民党海军沈鸿烈部弃海逃走。国民党设在海上及沿岸港口的政权和海关行政机关都封闭门户，文武官员纷纷遁逃，冀鲁边沿海处于极端混乱的局面。海域、岸边、草洼除了那些老牌的大匪盗，又冒出各色各样的杂牌武装。他们各立旗号，自封司令，真可谓：“兔子王八满地跑，土鳖司令如牛毛”。其中，山东老牌海匪傅瑞五部，是最出名的一股。傅瑞五，又称傅老七，山东省沾化县傅家庄人，自幼家贫，父母早亡，生活无着，到处流浪。为了填饱肚皮，他十几岁就加入了匪伙。由于他聪明机灵，主意多，颇受头目重视，很快就崭露头角。他的妻子是当地一个地主家的女儿，是傅瑞五在一次抢劫中碰上的。当时，有一小匪欲非礼她，傅见其姿色秀丽，当下心中爱慕不已，便把她带回自己房中。地主的女儿看傅瑞五年轻英俊，加之自己身陷贼穴，遂许身于他。时间一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女人也练得一手好枪法，能使双枪。在她的帮助下，傅瑞五很快便独树一帜，成为拥有千余人枪，有船队，占据鲁北、沾化、无棣一带沿海及海域的大海盗。1931年8月的一天，傅瑞五夫妇两人混入天津港口内，偷偷登上一艘叫“顺天轮”的英国船，暗藏在货舱内。轮船驶出大沽口，傅与妻子突然出现，各使双枪，将商船劫持到陶儿河口，掠夺了船上所有财物。自此，傅瑞五的名字，震撼渤海。其他零盗散匪，纷纷投奔入伙。英驻我国使馆，获知顺天轮被劫，不由勃然大怒，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惩治罪犯，赔偿损失。国民党中央政府连下通辑令要求沾化县政府迅速捉拿傅瑞五归案。沾化县党部书记赵载方接到上司命令后，不敢怠慢，带领工作人员下乡催租，把赔偿费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怨声载道，纷纷痛骂傅老七作孽。傅听说后，痛恨官府，便带人袭击了国民党沾化县城，将国民党部书记赵载方及其工作人员10多人杀死。自此，他与官府更结下了不解之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加活跃，兼并其他小匪伙，通吃水陆两路，成为渤海西岸最大的霸主。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付全民族的敌人，我冀鲁边区党委先后派出无棣县委书记傅洁尘、沾化县委领导人张荣廷、耿同临和军事干部贾乾瑞及大批地下工作人员进入傅部工作。在我党的说服教育下，傅瑞五一度与我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与此同时，日伪军也纷纷拉拢他。经不住日伪的拉拢与诱惑，傅与伪军勾结，配合敌人的蚕食政策，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我军对傅部严厉打击，消灭其一部，傅瑞五本人也被生擒。经过我军8个月的教育，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表示决心在**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我军将其释放，他收拾旧部，组成“山东抗日自卫队第三旅”，后改编为“八路军渤海军区第四分区**团”。从此，这支部队正式成为人民的军队，打了许多漂亮仗，解放战争后，进军湘鄂云贵，成为解放西南和建设西南的一支劲旅。（王新华：《渤海土匪与海盗》）闽浙海匪的活动自有特色。他们打劫过往客商，炸沉轮船，残害生命，十分猖狂。国民党无奈，只好收编从温州到台州海面上的毛止熙和王献金两股海匪，组成“浙江外海护航队总队”。过往客商不仅要向护航队交纳所谓的护航费，还要向海匪交“片子儿”费。因为据说护航费是给官方的，而“片子儿”的收入，才是海匪本身的“衣食来源”。此外，对护航船只的卫队，还要给“顺风钱”。经过这重重盘剥，对商人来说，每运一担货物所得到的利润已微乎其微。护航队的总队长，海匪首毛止熙，利用手中职权，任人唯亲，其中护航队小队长的人选，都由他保荐充任；同时，他还结交官府和恶势力，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台州专员杜伟、温州专员张宝琛都和他有私交，台州张乐、王献金、郭小玉等小股海匪亦和他勾搭成奸，进行走私活动，以攫取更多的财富。当时，他们手中只需持有“毛”字名片，或船上高挂“毛”字大旗，便可畅通无阻。护航队都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每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阻拦。为了独占走私之利，毛止熙还一手策划了劫持江东轮船事件，打击利用江东轮走私的副总队长戴福权，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时从福建洋面至洞头一带的浙闽洋面还另有乌军骚扰。乌军以台湾人蔡光为首，他在抗战初期，流落福建，不务正业，吸食鸦片，穷困潦倒。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是就趁日本侵略中国之机，利用这点特长，冒充日本浪人，纠合当地恶棍，组织流氓集团，招摇撞骗，无恶不作。其势力随着日本侵华的进展而大涨，后来发展至海上，联络小股海匪，盘踞分驻台山、南麂、北麂等岛屿，蔡光自任司令。他们专在浙闽海面打劫航行商船，还不时上岸抢掠，并勾结奸商进行走私生意。1944年，蔡光又勾结陈荣博，发给陈枪支弹药，令其扩充乌军。陈即纠合当地郑亮、江声等流氓无赖，组成乌军一大队，陈荣博任大队长。到这时，乌军发展到顶峰，人数多达五六百人。他们四出洋面劫掠商船，抢到货物后与日军平分，助纣为虐，十分可恶。一年后，日本投降，乌军被国民党温州专员张宝琛收编，大队长陈荣博被当地百姓所杀，蔡光在解放时，被人民政府处决。（陈于滨、苏宰衡：《记浙闽海匪》）2、绿壳在浙江，人们对海盗还有另一种称呼，曰“绿壳”。“绿壳”一词源于咸丰元年（1851年），广东海盗驾船入侵海门，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清军水师抵挡不住，致使广东海盗占据海门十天，焚烧数日，直逼至黄林洋。因海盗船形如蚱蜢，船壳涂成绿色，沿海渔民便贬称这种船为“绿壳”，后演变成对一切海匪的代名词。清末民初，“台州绿壳”影响颇大。咸丰元年（1851年），台州各县土豪劣绅为镇压太平军，大办团练。一批地痞流氓纷纷参加民团，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充当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兵撤台州，民团更是肆无忌惮，“四出勒捐，不从者即被焚掠”。因而，有人说民团就是土匪。后来，清兵将民团作为土匪来围捕，这些人就成了“绿壳”，为害极大。民国初期，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绿壳”活动更为嚣张，成分也十分复杂。一部分以抢劫勒赎为生，无恶不作，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另有一部分以劫富济贫为宗旨，响应辛亥革命。如浙江光复会员陈赞清招抚天台周永广、仙居郑万枝等“绿壳”在台州起事，不久，他们又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立下战功，周永广任浙江讨袁总司令，后来周、郑两人都壮烈牺牲。民国后期，随着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战争的风云突变，“绿壳”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一部分“绿壳”在中国**的团结领导下，或参加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暴动，或投身于抗日烽火之中。另一部分绿壳流窜成性，成为为害极大的惯匪。著名“绿壳”陈季甫，又称麻皮奶王，他横行温黄两县沿海10余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还有一部分“绿壳”是国民党兵沦落而成的。驻棚浦的浙省抗卫团第三团六连连长，自恃抗日有功，因得不到升迁而怀恨上司，于1940年6月20日夜间占领路桥区公所、乡公所、电话局，并在交通路口布置机枪，然后大肆抢劫店铺金银细软及地方银行20余万元，绑架镇长及群众30多人，黎明时呼啸而去。解放后，大多数“绿壳”改邪归正，但少数人在惯匪的欺骗威胁下，跟随匪首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发动暴乱，抢劫骚扰，残杀干部，烧毁房屋，罪行滔天。自1949年7月至1951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军六十二师与地方武装、民兵一道围剿各股“绿壳”，发动了四省多次剿匪战，歼灭了黄岩境内的“绿壳”，又在土改时，惩办了一批匪首、惯匪。以后，随着沿海岛屿的全部解放，海盗失去巢穴，台州的百年“绿壳”匪患终于肃清。（严振非：《台州“绿壳”》）广东沿海海盗活动也甚为猖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打着“三合公司”招牌的南澳海盗。三合公司匪首吴品三、陈顺、曾伯崇，早年均是南澳岛深澳（县署）的地棍劣绅。吴品三体格魁梧，力气过人，曾在福建诏安县署前当众抱起重达100公斤左右的茶花大盆。他留二撇胡子，人称“八万”。陈顺身材矮壮，善轻功，行动敏捷，能攀桅尾，腾跃过船，撑竿翻墙，步履如飞。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其妻有一夜在补衣服时把针丢了，遍寻不获，正在吸鸦片的陈顺轻易地从地上捡起，其妻便同他开玩笑说：“真是贼目，一看就着。”一句话犯了陈顺的忌讳，立即遭到他的枪杀。土匪的心思就是这样令人捉摸不透，身为贼却忌称贼。曾伯崇为人老谋深算，阴沉寡语，人称“乌面”。吴、陈、曾三人一同在青年会练过拳，习过武，后又一起到潮音寺拜武术高强的僧人友然为师，所以，在关系上也算是师兄弟。1913年，青年会由于横行乡曲，作恶多端，被南澳知事俞文炳解散，其魁首友然和尚、洪二爷、曾昭荣也被枪决。吴品三、陈顺、曾伯崇等人亡命海上，开始了其罪恶的海盗生涯。吴品三、陈顺、曾伯崇各自统领一伙人，在海面进行劫掠，有时，又联合打出“三合公司”旗号对过往船只收行水，每艘经过南澳海面的潮汕、闽南船只，每年被迫要缴交一定钱银，领取牌照――一支印着“三合公司”的小红旗，挂在船上作标志，否则，就会被斩尽杀绝、洗劫一空。不几年，他们即成气候，匪众发展到二三百人，拥有大乌底贼船10多艘。一些远海货船也常被骑劫（海盗在轮船上劫持该船，操纵并控制船的行动，犹如骑在马上，故称骑劫）至南澳近海。1920年农历四月一天早上，陈顺在汕头港，混进了一艘开往暹罗的大货船。船出港后，他乘人不备入驾驶室，把驳壳枪口对准舵公，装腔作势地喊道：“其他人免来，我一人对付舵公就行了！”令舵公把船开往南澳前江湾。航公听他口气，误以为船上贼人很多，吓得大气不敢出，被迫把船改变方向，驶至前江湾，由吴品三、曾伯崇派手下驾小艇前来接应，搬卸了花生、白糖等100担左右的货物，搬完后，陈顺为显示自己是“孤胆英雄”，竟然对舵公说；“你把船开回汕头港，说是我陈顺单人劫船的，谁要比高低，就请他到南澳来!”最令人震惊的是1928年10月13日发生的抢劫汉阳号轮船事件。汉阳号是行驶于伦敦、香港、厦门之间载重约2000吨的英国货轮。该轮航行到上海时，饶平县虎头山盗魁等十几个人，假扮为乘客，混进该轮。船在海上航行时，杨狄一伙海盗，分头出动突袭警卫班，控制无线电台、驾驶室等，搜刮去船上金、银、药材等珍贵财物。为转移目标，他们又把汉阳号劫持到南澳岛青澳湾竹栖肚海面，吴品三等同党干了三昼夜，掠去了船上一半的白丝、绸缎、手表等货物，为迅速藏好赃物，吴品三竟然令青澳保长强迫全乡男女200多人去挑布。到第四天拂晓，汉阳轮才被放行，向香港驶去。汉阳轮返英后，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澳港报纸也极力渲染这一事件。中国政府自知理亏，为息事宁人，被迫赔偿英国政府50万元。三匪魁盘踞南澳，作恶多端，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愤慨。1925年，在汕头市《岭东日报》当校对的深澳乡人吴桂东以笔名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鞭挞“三合公司”的文章，吁请清政府剿办。不想，这一行动却使三魁首误以为是南澳知识界名流林少颜、章肇华、蔡等元所写。他们视林少颜三人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杀之而后快。1926年3月2日，林少颜被诱请到曾伯崇处，遭到绑押。第二天，林少颜的金兰契友章肇华前往探听林的下落，途中又被曾设计软禁起来。两天后，章在深澳海面遭到枪杀。林少颜在被诱捕的第五天，被匪徒在深澳枪杀后破腹，沉尸海底。在林少颜被绑架的当夜，蔡等元也被陈顺率领的30多名匪徒，拖至青澳竹栖澳沙坡，匪徒残忍地斩断了他的头和四肢，尸体被抛入大海。多行不义必自毙。号称三魁的吴品三、陈顺、曾伯崇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1926年底，陈顺率领匪徒12人在厦门伪装乘客上了一艘轮船，图谋不轨，但这次却没有那么好运。船开之前，陈在后舱小便，捋起阔裤筒时，被一名水兵发现了暗系在小腿上的驳壳枪，密投船长后，船长急忙引来了武装警察，陈顺被当场捕获。几天后，陈顺在厦门被宣判死刑。在处决时，这个亡命之徒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叫嚣“十八年后再相会!”真是凶顽异常。1928年，曾伯崇被官军追剿后逃往他乡。藏匿于揭阳棉湖镇。一天夜里，隔壁抓赌，曾伯崇做贼心虚，以为是来抓他的，在翻墙逃跑时，从墙上摔下，跌断了腿，束手就擒后，在揭阳被枪决。陈顺、曾伯崇死后，吴品三的灭顶之灾也已来临。他偕心腹几人逃到福建。1933年春的一天，他窜到诏安县其义弟林国光家避难。林为获得政府之悬红厚赏，在家中设宴招待他，暗中却向官军报密，正在觥筹交错间，伏兵四起，吴匪落网。官军怕他逃走，用铁线贯穿了吴品三的双掌，并剪断后脚筋。押往汕头枪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至此，横行闽澳沿海20载，罪恶滔天的“三合公司”才彻底覆灭。（《广东文史资料》第16辑，第39页）3、湖匪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以及大大小小的湖泊，如微山湖、洪泽湖、巢湖等，则又有湖匪混迹其间。其中巢湖土匪颇有代表性。巢湖水面辽阔，地形复杂，又系交通要道，解放前，历来为流寇土匪出没之所。抗战之前，湖匪只是零星小股，一般三五成群，活动也较隐蔽。后来随着日军铁蹄践踏江淮，滨湖各县相继沦陷，巢湖周围，一时成为国民党、日伪、新四军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政治局面、社会秩序均异常混乱，逐步发展起了郭道发、夏作三、夏可三三股湖匪，气焰极为嚣张。湖匪的大小头目，多系蒋军、伪军的官兵转化而来，因而他们也采用部队的编制形式。郭道发成立一个“大队部”，自称“大队长”，下辖8个分队；夏可三则一度设“司令部”，自称“司令”，并竖起大旗；夏作三也成立了“大队”，自称“巢湖大队长”。三股湖匪住所不定，日间散处港汊，晚间则集中民船几十只，联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周设岗。为了便于活动，他们依据天然形势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划定各自的活动范围。郭道发占据巢湖西湖一带，夏作三占据南湾一带，夏可三占据东湖一带。在划定界线以内，互不干扰，并订立信约：凡经某方征过“税”的商船，互凭收据或路条放行，不得留难阻挠。湖匪同陆匪相比，更具天然优势，他们既可以在水面上以星罗棋布的港湾湖荡作掩护，拦路行劫，又可在陆地上贴票绑票，此外还可登门掳掠，比起陆地上的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抗战时期，巢湖土匪还勾引沦陷区的日本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洋行和买办商人，把布匹、食盐、火柴、煤油、肥皂、香烟、啤酒等，通过湖匪盘踞区运往其他城镇，或由其他地方收购土特产物品，运往敌占区，从中抽取15―20％的“护航保险费”，以扩大财源。到了抗战末期，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打击和争取下，加之内部矛盾迭生，互相火并，三股湖匪队伍发生了根本动摇和分化。当时由于湖匪同蒋军和伪军气味相投，本质一样，所以兼接受了蒋方和伪方的“招安”，最后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奉命北撤，国民党重又实行黑暗统治，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巢湖地区，民不聊生。有些残匪余党，又开始兴风作浪，同时滨湖居民中，因不堪国民党压榨，也有少数人被迫沦落为匪。不到两年，巢湖匪患又逐步滋生蔓延。所幸不久，解放大军南下，迅速解放全国，巢湖地区群众在**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通过反匪反霸运动，才真正肃清了巢湖土匪。（凌厚全口述、蒋伯举、黄庭宣整理：《巢湖土匪》）山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的土匪，如云贵川一带的土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但他们的活动并不完全局限于山寨狭小地域，如宋江率领的绿林好汉。他们在地势显要的水泊梁山安营扎寨，同时也四处出动打家劫舍。这类土匪，近世中国十分常见。如制造民国第一匪案的元凶孙美瑶，把大本营设在只有一线鸟道可通的抱犊崮上。为虎作伥的杀人魔王刘黑七则以山东省中南部的蒙山作巢穴。此外，鄂西巨匪高冲道、恶魔张结巴都曾是为害一方的山匪。由于篇幅所限，兹不赘述。近世中国，大大小小的匪帮充斥全国的各省、县，甚至乡镇，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不做工，二不务农，三不从事正当的经商活动，却常常有美味佳肴、华美衣饰，有一批匪首甚至腰缠万贯，过着奢糜无度的生活。正像民国时期曾流传着的一首歌谣中所唱道的：“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那么，他们的财物是从哪里来的呢?土匪聚敛财物的方法很多。攻打富户、洗劫城镇、收水打单等无赖手段是他们坑害百姓的家常便饭；绑票勒赎、硬性摊派、贩卖毒品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更有那奸淫烧杀、殴斗兼并，本领可谓“博大精深”。一、抢劫暴力抢劫是历史悠久的土匪行动方式。在要道僻静处，这是传统土匪经常使用的一招。丛林中突然闪出一位膀粗腰圆的彪形大汉，嘴里喊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钱。”一般胆小的客商早已吓得屁滚尿流，成了一滩泥，岂能不乖乖地卸下货物，扔出钱两。即便是胆大的，在匪徒那先入为主的声势要胁下，又怎能不服贴呢？况且人家还振振有词呢！贵州省织金县化起镇有个姓李的独匪，叫老乱，经常扛着一把马刀，一个人拦路“宰线子”（抢劫）。1947年冬天，老乱得知有8个湖南的小商贩，将要由小鼠场来化起镇，就在其必经之路文家丫口埋伏。山丫口两边山上都长满了树，老乱用茅藤把一些小树串联起来，把一个藤头拴在路边的一棵小树上，然后就蹲在小树旁专等小商贩来上钩。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大雾笼罩着山丫口，那伙小商贩挑着包箩，一步一喘地走过来，正走到山丫口中间，离老乱还有丈把远，老乱就猛的一下跳将起来，把大马刀一晃，大声喊：“不许动!”然后用一只手拉住拴在小树上的藤头，狠扯几下，把那些串在一起的小树扯得哗哗响，又大声喊叫：“弟兄们快下来!”这伙湖南人虽然人多，但因不明就里，以为山上有许多土匪，顿时被吓得心惊胆颤、六神无主。老乱手脚很麻利，把马刀藏好，一把小尖刀含在嘴里，用预先准备好的茅藤，顺着把商贩们一个个都很快捆起来。随后把尖刀往腰间一插，就进行搜身，嘴里还不断喊弟兄们快下来呀。搜完钱、银之后，拣一小捆白布挟着，拾起马刀来就跑了。等他跑远之后，这些湖南商贩才发觉，原来土匪才一个人，互相解开后，想追也来不及了。（周道祥：《回忆我家乡的匪患》）1、乔日成乔日成在其老家山西应县，也是出了名的劫匪。同老乱相比，他的手段直接、毒辣，充分显示了土匪那种杀人越货的卑鄙伎俩，而老乱的手段则很有些欺骗性，甚至还带有点戏谑的味道。1926年，乔日成借同学于孝先的中学文凭，改姓换名考入太原阎锡山的北方军校，不到一年，他就对军校单调枯燥的生活产生了厌烦心理，终因违犯军规，被校方开除。被开除后的他，整日无所事事，手头日见拮据，遂萌生了拦路抢劫的念头。其时，于孝先的胞兄于绍先，是乔日成的幼时伙伴，时任晋军连长，也同他混在一起。一天，他对于绍先说：“看那些洋人肥头体胖呢装革履，个个都是有钱的阔人，把你的手枪借给我，我去抢他们些钱，咱就不受穷了。”说干说干，他们提了手枪就到了大街上，正好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洋人提着皮箱朝太原火车站走，乔几步赶上去，用手枪逼着洋人到了他的住处。洋人为保全身家性命，只好乖乖地让乔和于搜身翻箱，眼睁睁地看着他俩将其所有贵重物品掠去，随后，乔、于移居他处。当晚，山西省政府就接到了那个洋人的控告，他们感到事情重大，就电报了北洋政府及外国使馆。第二天，《晋阳日报》就登出了有名军人持枪抢了一个瑞典传教士的新闻。此事轰动了太原城，引起国际交涉，在巨大的压力下，当局马上通令太原军营及宪兵严查流浪军人，但最终不了了之。年仅17岁的乔日成初次抢劫得手，第一次感受到了有钱的快乐，不免洋洋得意。他每日里下馆子，逛妓院，上赌场，看名旦，只几个月的光景，就将钱挥霍一空。在于绍先的劝说下，乔日成又考入太原私立中山高中。1927年冬季，奉军攻打晋军并占领了雁北地区，致使在太原求学的雁北籍学生因邮政和交通阻断无法得到家庭接济。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下令补助每个学生30银元，由学校造册领取。乔日成见有机可乘，除领取个人的一份外，还开据其他不到校的雁北籍同学名单，向校方强要代领。会计不准并与之争吵。乔怀恨在心，于当天下午身着军装持枪到校财务室将会计打死，抢走银钱若干。一不做，二不休，乔从学校出来后又转到原所在军校王教官家。他见王太太一人在家，就说是王教官让他来取钱发饷，并顺手从炉旁拿起一根火柱朝王太太头部猛击一下，并举枪威胁说：“不准叫嚷，赶快拿钱，拿不出打死你!”王太太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开柜拿钱，还将手上的金戒指取下给了乔。临走，乔让王太太趴在地下，不许起来哭叫，然后他从容地逃之夭夭。当晚，乔到一家旅店换上便衣过夜，第二天又抢了邮差的一辆新自行车，骑车跑到绥远省。到此时，人们还以为抢匪叫于孝先。后来，于孝先被捕，供出借给乔文凭考入军校一事，人们才知其真名叫乔日成。乔日成接二连三地抢劫，一时成为全省奇闻。阎锡山下令抓捕乔日成，但因绥远省是奉军的势力范围，所以一时也奈何不得他。1929年冬的一个黑夜，乔日成纠合另外两个小匪，又到浑源县南山界板沟抢了种中药黄芪发财的王美堂家。王美堂的儿子在太原当官，听说家中被抢，分析面貌口音，认定是乔日成所为，就报告了省府。为免遭辑捕，乔日成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干脆跑到太原投军去了。时值中原大战，阎锡山大搞扩军，乔日成没费什么周折就当上了阎军第十五军第三旅旅长王铺的贴身副官。不到半年，阎锡山战败，被迫下野，阎军由张学良收编由原来的15个军缩编为4个军。另外，在太原成立了一个编余军官教导团收容所有的编余军官，乔日成被编余后不愿入团受训，闲住太原。到1931年，年仅22岁的他因经济来源断绝，又变得囊中羞涩，于是重操旧业，抢了与他有嫌隙的原所在三旅三团的邓友兰家。邓友兰知道后，呈报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永昌严令县政府缉拿乔归案，但在乔的老家应县根本没见到乔的踪影，于是移文绥远协助抓捕。当时，傅作义主政绥远不久，公务繁忙，且口外的土匪多如牛毛，哪里还顾得上一个乔日成？因此，口外一带成了乔日成的避风港。他抢了邓友兰家后，由太原直奔绥远省省会（今呼和浩特市），又尽情享乐起来。六、海匪、湖匪、山匪1、海匪海匪，顾名思义是指在海上进行抢劫的匪帮。这类土匪一般以沿海的岛屿为基地，拥有船队和武器，不时出海劫掠过往的商船，偶尔也爬到岸上来劫掠陆地民户。近世中国，沿海地区，自北到南，几乎都有海匪肆虐。在西方一些电影和历险记中，海盗往往被描述成为富有正义、传奇色彩的反抗者，过着罗宾汉式的英雄生活，即使刀光剑影，硝烟弥漫，船沉海底，也似乎显得并不那么可怕。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到民国前后，在规模上，中国沿海海盗同西方海盗已相差无几。他们打劫客船、渔轮，掠夺钱财货物，曾给中国海洋运输业、渔业、盐业带来恐怖和灾难，他们已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歹徒、杀人狂和强盗了。清朝晚期和民国初年，沿海各省都设有靖海水勇以对付海盗的骚扰。在渤海地区，老百姓称海盗为“三儿”，有时不敢直呼，就叫“黑脸子”、“马架儿”，或打手势，叫“三加一”。这里的许多海匪是出于无奈，才走上为匪之路的。如唐山地区南堡渔民郭善贵，曾被海匪许三头子的手下绑架，后来因为海上刮起了大风，多数海匪晕船，郭善贵趁机串通了几个伙伴，一举消灭了匪徒，才逃出来。郭善贵有心继续治渔为业，可考虑到眼前海匪遍布的情况，以后免不了还要遭到海匪的欺负。于是，他与几个船友，一狠心当了海盗，几年之后，他竟成了统领几百人的海盗首领。除了这种情况，海匪中有为报仇雪恨走上匪途的；有犯了法、做了孽，为匪躲罪的；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蜕变为匪的；有因家庭不和，出走为匪的；也不乏趁世作乱，趁火打劫之徒。30年代中期，冀鲁沿海的土匪海盗形成了“四大团”，各团千八百人不等，各吃一块海滩海域，而且匪匪勾结，官匪连为一体，整个海域乌烟瘴气。他们多不定位，随政治气候，潮汐规律和自己的实力情况，时而乘船出海，时而登陆作恶。哪里得吃就吃哪里，只不过有主有副，时间有长有短。1937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大沽口、塘沽、烟台、龙口等地，驻守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区的国民党海军沈鸿烈部弃海逃走。国民党设在海上及沿岸港口的政权和海关行政机关都封闭门户，文武官员纷纷遁逃，冀鲁边沿海处于极端混乱的局面。海域、岸边、草洼除了那些老牌的大匪盗，又冒出各色各样的杂牌武装。他们各